翻建房屋并连续居住占用约30年，没有办理过相关证件，合法吗？

　　裁判要点

　　根据原子仁持有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一审、二审中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原子仁曾在被拆迁宅基地上拥有房屋并实际居住过，在2015年拆迁之前涉诉宅基地没有记载转让、变更、赠与或者被相关部门收回的登记。原润生、原庆生在涉诉宅基地上翻建房屋并连续居住占用约30年，但其没有对涉诉宅基地拥有合法使用权的证据，没有办理过土地使用权证或房产所有证，涉诉宅基地不因其连续占有使用而当然具有法律承认的使用权，除非原润生、原庆生提供出足以推翻原子仁持有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有力证据。故原润生、原庆生没有证据证实其系涉诉被拆迁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59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原润生，男，汉族，1971年7月18日出生，住太原市迎泽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原庆生，男，汉族，1973年6月26日出生，住太原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子仁，男，汉族，1929年7月27日出生，住太原市万柏林区。

　　原审被告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龙山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永强，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原审被告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西峪东街19号。

　　法定代表人王保中，该办事处主任。

　　原审被告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道办事处北堰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太原市晋源区北堰村。

　　法定代表人赵键，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原润生、原庆生因原子仁诉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晋源区政府）、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义井街道办）、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道办事处北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堰村民委员会）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行终3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志刚、审判员刘雪梅、审判员刘京川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子仁的祖屋四间坐落于太原市晋源区北堰村西街18号内中院的西面。太原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5月核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子仁在此居住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该房屋由原润生、原庆生的父亲全家居住，1992年原润生、原庆生的父亲因房屋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为由，申请对该房屋翻建，1994年该房屋翻建并由原润生、原庆生全家一直居住，该房屋及其宅基地至被拆迁时均未办理相应的转移及变更等手续。涉案房屋属于晋源区晋阳湖片区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晋源区政府是晋阳湖片区城中村改造的领导主体，义井街道办为辖区内城改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2014年2月义井街办北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下称北堰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由街办主任担任，村委会主任为副总指挥。2015年4月7日北堰村民委员会与原润生、原庆生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宅基地面积以1998年以前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为准，未发证的以村委会备案面积为准。北堰村民委员会与原润生、原庆生所签协议宅基地使用证编号为“村委批示”。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1.本案原子仁的房屋并未记载有转让、变更、赠予等情形，也没有相关部门收回的情形，故原子仁是该涉案房屋的利害关系人，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义井街道办作为晋源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行为是代表区政府履行行政行为，北堰村民委员与村民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作为城中村改造工作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按照晋源区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义井街道办的统一领导组织、安排部署而参与实施的，并非北堰村民委员会自主决定、自发进行的行为。故原子仁将晋源区政府和义井街道办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3.涉案地块及房屋在2015年拆迁前，使用权和所有权并没有记载有变更、转让、赠予等情形，且没有证据证明原润生、原庆生对涉案房屋及宅基地有合法所有权及使用权。北堰村民委员会与原润生、原庆生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并未查清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仅凭当时房屋的居住人为原润生、原庆生即与其签订补偿协议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晋源区政府和义井街道办对所签协议未尽到相应的审查和审核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北堰村民委员会与原润生、原庆生二人签署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编号056、057)；二、北堰村民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针对涉案宅基地及房屋的拆迁补偿作出行政行为；驳回原子仁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润生、原庆生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润生、原庆生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行终字339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原子仁的全部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一、原润生、原庆生有新的证据，即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其祖父原学典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润生、原庆生翻建房屋即涉案拆迁房屋系在其祖父原学典遗留下的宅基地上修建的，与原子仁主张的房屋无关。该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明确写明，原润生、原庆生祖父拥有房屋四间、厕所一间共五间房屋。其二人父亲原富锁在1992年翻建房屋的审批表上也明确写明新建房屋是5间，而原子仁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房屋四间，所以原润生、原庆生翻建和居住的是其祖父的房屋，与原子仁无关。北堰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原润生、原庆生是拆迁房屋的权利人，并与其二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仅以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原子仁父亲原学增核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认定原子仁是涉案房屋及宅基地的适格权利人，系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该土地房产证已失效，原子仁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搬离北堰村，成为城镇户口，其已经不是原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对于原宅基地上房屋，原子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房屋现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润生、原庆生翻建并居住在原子仁诉称的房屋。原审判决根本没有查明涉案房屋真实情况，作出的判决显然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子仁自认在八十年代后期成为城镇户口并搬离涉案房屋，原子仁就不再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原子仁虽然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所有权，但房屋因年久失修，不能居住，在1985年被拆除，宅基地空置。因此，原子仁在北堰村已经不享有任何土地上的权利。原判决认为根据我国有关土地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原子仁享有权利，但原判决却不写明具体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原润生、原庆生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维护原润生、原庆生的合法权益。

　　本院认为，综合原润生、原庆生的申请再审事实和理由，本院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审查，一是其二人提交的新证据，即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其祖父原学典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否推翻原审判决；二是原润生、原庆生是否为涉诉被拆迁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关于原润生、原庆生提交的新证据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其祖父原学典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否推翻原审判决。本院经审查，原润生、原庆生在一、二审提交的证据为翻修房屋审批表、关于原富锁《房屋翻修审批表》的说明以及证人证言，其并未取得涉诉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证，故而原审认定本案基本事实为原润生、原庆生的被拆迁房屋系在原子仁宅基地上翻建，原子仁拥有被拆迁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该宅基地未曾办理过转移及变更手续。原润生、原庆生认为其提交的新证据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其祖父原学典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房屋5间，其父亲原富锁在1992年翻建房屋的审批表上也明确写明新建房屋是5间，而原子仁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房屋四间，所以申请人翻建和居住的是其祖父的房屋，与原子仁无关。本院认为，这只是原润生、原庆生的主观推断，其在原审不提交该证据，在向本院申请再审阶段予以提交，在申请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1951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向其祖父原学典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所载土地就是目前其被拆迁房屋所占土地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

　　关于原润生、原庆生是否为涉诉被拆迁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根据原子仁持有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一审、二审中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原子仁曾在被拆迁宅基地上拥有房屋并实际居住过，在2015年拆迁之前涉诉宅基地没有记载转让、变更、赠与或者被相关部门收回的登记。原润生、原庆生在涉诉宅基地上翻建房屋并连续居住占用约30年，但其没有对涉诉宅基地拥有合法使用权的证据，没有办理过土地使用权证或房产所有证，涉诉宅基地不因其连续占有使用而当然具有法律承认的使用权，除非原润生、原庆生提供出足以推翻原子仁持有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有力证据。故原润生、原庆生没有证据证实其系涉诉被拆迁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

　　综上，原润生、原庆生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润生、原庆生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志刚

　　审判员 刘京川

　　审判员 刘雪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苏志权

　　书记员      袁正明

　　来源：行政诉讼与行政合规研究